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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篤行其道——張海鵬先生與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
    2022年07月09日 11:02 來源:《抗日戰爭研究》2022年第2期 作者:王鳳青 字號
    2022年07月09日 11:02
    來源:《抗日戰爭研究》2022年第2期 作者:王鳳青
    關鍵詞:抗日戰爭史;唯物史觀;抗戰史研究

    內容摘要:張海鵬先生為推動抗戰史研究所做出的努力,擘畫了抗戰史研究的框架和全局,具有前驅先路的開拓之功。

    關鍵詞:抗日戰爭史;唯物史觀;抗戰史研究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張海鵬先生是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的重要組織者、推動者和引領者。他推動成立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創辦《抗日戰爭研究》雜志,形成“一會一刊”的抗戰史研究和交流平臺;運用大歷史觀思考抗日戰爭對中華民族復興、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意義,推動中國抗戰史研究走向縱深、走向國際;圍繞國共兩黨在抗戰中的地位、作用及相關問題提出新認識、新觀點、新論斷,自覺維護抗戰史研究的正確方向;努力探討臺灣問題與抗戰的關系,從學理層面反駁 “臺獨”謬論,促進大陸學界臺灣史特別是臺灣抗戰史研究的發展。張海鵬先生還持續關注與中日關系走向密切相關的抗戰歷史問題,指出日本侵略中國是鐵的事實,日本必須正確認識自身侵略歷史,為解決起伏波折的中日關系提供歷史借鑒。張海鵬先生為推動抗戰史研究所做出的努力,擘畫了抗戰史研究的框架和全局,具有前驅先路的開拓之功。

      關鍵詞:張海鵬 抗日戰爭 唯物史觀 抗戰史研究

      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復興樞紐,也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重要領域。自20世紀80年代抗日戰爭史學科初創以來,中國抗戰史研究已走過40多年歷程,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的“顯學”,呈現出蓬勃發展的局面。中國抗戰史研究之所以能夠取得巨大成就,與有作為、有擔當的歷史學家的組織、引領和推動密不可分。張海鵬先生是當代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曾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中國史學會會長、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副會長,不但為新時期中國近代史學科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而且在中國抗戰史研究方面傾注大量心血,投入大量精力,發揮了重要作用,是中國抗戰史研究的重要組織者、引領者和推動者。目前,學術界對張先生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的學術成就已有不少探討。有學者從宏觀角度考察張先生對中國近代史研究學科發展的貢獻,有學者梳理張先生與中國史學會的關系,有學者評述張先生在臺灣史學科領域的學術成就和現實關懷。關于張先生與抗日戰爭研究的關系,雖有學者做了初步探討,但對他為推動中國抗戰史研究所做的貢獻和影響等方面的總體考察還較為薄弱,仍有進一步討論和總結的空間。

      一、推動籌辦創立“一會一刊”, 搭建抗戰史研究和交流平臺

      1972年9月,中日邦交恢復正常,兩國關系一度發展平穩。但是,由于日本國內對侵略中國的歷史從未進行徹底反省和懺悔,導致出現修改歷史教科書、參拜靖國神社、對侵華戰爭進行歪曲和無理辯解等一系列引起中日關系緊張的舉動,中國亟需加強對抗日戰爭史和中日關系史的研究以應對之。然而,由于種種原因,研究工作進展緩慢,且存在“某些判斷、評價上的偏頗”和認識未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現象。這引起中國高層領導的關注。1989年8月和11月,時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的胡喬木接受美籍學者吳天威的意見,兩次致函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名譽所長劉大年,建議依托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成立民間性團體,調查日本侵華暴行。收到胡喬木的第一封信后不久,劉大年即專門找到時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的張海鵬商議此事,希望張先生協助他“組織抗日戰爭民間社團辦一些具體事情”。張先生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晚清史,對抗戰史研究領域的情況并不熟悉,但基于對劉大年工作的支持和深切的現實關懷,他毫不猶豫地“立即答應”此事。這使他與中國抗戰史研究結下了不解之緣。

      張海鵬先生參與了創辦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以下簡稱“抗戰史學會”)的全部籌備過程。抗戰史學會最初的名稱為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會,以胡喬木名義向中央提出創辦申請。根據劉大年的安排,張先生負責起草研究會章程、致中國社會科學院及中央的報告等。實際上,他所做的遠不止于此。1989年11月,在征求劉大年意見后,他在起草致中央的報告中,著重強調了抗戰史研究和現實的關系。報告指出,成立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會可以促進民族覺醒,激發愛國主義精神;能夠與港澳臺、海外華人找到共同語言,便于統戰工作;能警惕日本軍國主義復活;亦有助于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由于種種原因,到1990年10月前后,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會改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向中央提出,由胡喬木擔任名譽會長,并決定創辦一個與抗戰史研究相關的刊物。劉大年希望由近代史研究所承辦這個刊物,但因中國社會科學院沒有經費,無論是成立研究會還是辦刊物,都需近代史研究所“自己想辦法解決”。這于張先生而言,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根據新的設想,張先生“重新起草給中央的報告,重新起草學會章程,重新提出學會各項人事安排建議,以及寫給胡喬木轉李鵬總理要求撥付經費的信”。他還提議仿照中國史學會名稱,將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會改稱為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這個意見最終被采納。

      李鵬總理收到信后,對其中所提建議非常重視。11月2日,國務院副秘書長劉仲藜主持召開專門會議討論來信內容落實問題,張海鵬先生應邀出席。會議期間,民政部、財政部的有關人員認為,“一個個大事件都要成立研究會”,簡直是“疊床架屋”,對成立抗戰史學會、創辦抗戰研究雜志“很不以為然”。張先生力排眾議,全面陳述了成立學會、創辦刊物的理由和必要性。他指出,抗日戰爭是新中國成立前的大事件,加強抗日戰爭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和現實意義,既是學術需要,更是國家需要,“國家理應支持”。經過據理力爭,會議同意了信函所提建議,決定抗戰史學會先進行社團登記,刊物先申請刊號,再辦理財政撥款。后來,李鵬總理批準70萬元的經費預算,抗戰史學會的成立自此進入實質性操作階段。1991年1月23日,經過近一年半的醞釀,抗戰史學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成立大會。張海鵬先生在大會開幕式上宣讀了由他起草的胡喬木的賀信。這次大會歷時兩天,通過了抗戰史學會13位名譽顧問名單,以及包括張先生在內的14位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名單。這是當時中國史學界的一件大事、盛事。

      抗戰史學會成立后,學會刊物《抗日戰爭研究》的籌辦工作也提上日程。《抗日戰爭研究》最初考慮由劉大年和戴逸任主編,張先生任副主編,后又決定由張先生任主編,與刊物創辦有關的所有事務均由他具體負責。為辦好刊物,他統攬申請刊號、組建編輯部、申請辦公用房、征集創刊號文章、組建編委會等所有事務,且這些事務“幾乎同時進行”。為提高《抗日戰爭研究》的影響力,他向劉大年建議請胡喬木撰寫發刊詞,聶榮臻為刊物題詞。胡喬木的發刊詞是在張先生為其起草的抗戰史學會成立賀信基礎上“稍加調整”后形成,聶榮臻的題詞為“研究抗日戰爭史,加強愛國主義教育”。他還專門請劉大年主持召開了一次《抗日戰爭研究》編委會會議,與會學者對于如何辦好刊物提出諸多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張先生也在創刊號上發表的《致讀者》一文中指出,本刊致力于推動抗日戰爭歷史的研究,舉凡抗日戰爭時期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國際關系等問題,都在“研究討論之列”。他同時提出,“尊重歷史,遵循科學,是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的辦會宗旨,也是本刊的辦刊宗旨”,“提倡一切實事求是的富有科學精神的研究”。張先生特別重視青年學者的參與,認為“從根本上來說,提高我國抗戰史研究的水平,希望在于大批有志于此的青年學者的順利成長”。經過緊鑼密鼓的籌備,當“九一八事變6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在沈陽開幕之際,《抗日戰爭研究》創刊號及時運到會場,得以與出席大會的所有學者見面。

      抗戰史學會的成立和《抗日戰爭研究》雜志的創辦是中國抗戰史研究領域的大事件,“標志著抗日戰爭史研究已經發展成為一個新興的歷史學學科”。抗戰史學會成立后,即積極開展學術活動,相繼于1991年9月、1993年1月、1997年7月參與主辦三次大型國際學術討論會,在國內外引起廣泛反響。截至目前,《抗日戰爭研究》已刊載學術論文2000余篇,召開近百次國際和國內學術研討會,以及8屆抗日戰爭史青年學者研討會。“一會一刊”在推動和引領國內外抗戰史研究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抗日戰爭研究》創刊25周年時,張先生在一篇文章中頗有感觸地寫道:“深感創業難,所謂事不經過不知難。當年創業簡陋,今天成就巨大,令人感慨系之。”在創辦抗戰史學會和《抗日戰爭研究》的過程中,張先生任勞任怨,篤行不怠,充分發揮了“開創者”的作用。“史家在學術組織、領導方面的實際作為,也是學術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創辦抗戰史學會和《抗日戰爭研究》雜志已成為張先生學術生涯中熠熠生輝的一頁。

      二、全面思考抗日戰爭的重要意義,推動抗戰史研究走向縱深、走向國際

      張海鵬先生對中國抗戰史的研究雖然起步較晚,但在很多問題上都提出真知灼見,體現了他對這一段歷史的獨特認知。他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從宏觀層面思考抗日戰爭對中華民族復興、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意義,努力推動抗戰史研究走向縱深、走向國際。

      在抗戰史研究中,始終存在著如何看待其歷史意義的問題。這不僅影響著人們對這場戰爭性質的基本認識,而且決定著研究工作的力度、廣度和深度。學術界大都認識到了這段歷史對近代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文化產生的深遠影響。比如有學者指出,抗日戰爭是中國近代歷史“關鍵性的一章”,經過艱苦奮戰,“中國人民終于給自己打開了一個全新局面,開辟出了中國大踏步前進的道路。中華民族由衰敗到重新振起,出現一個偉大的轉折”;“抗日戰爭是中國復興的樞紐”。由此可見,從中華民族復興的角度研究抗日戰爭的歷史意義是非常必要的。張先生從研究抗戰史伊始,就注意將其置于中華民族獨立和復興的歷史進程中進行考察。他從大歷史觀出發,基于對近代中國“沉淪”到“谷底”然后“上升”發展趨勢的認識,指出抗日戰爭“從全面意義上完成了近代中國從‘沉淪’到‘上升’的轉變。五四運動以來大幅前進的中華民族的復興,在抗日戰爭中得到了全面提升”。張先生認為,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中國取得的第一次對外戰爭的勝利,中國由此開始登上大國活動的舞臺。他特別強調,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中華民族復興的重要標志,為中國成為獨立自主的國家,走上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提供了非常大的可能性:一是廢除了加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各種枷鎖,中國成為一個主權完全獨立的人民共和國;二是讓中國人民認識到,中國戰后的發展道路應該廢除獨裁專制政府,建立民主聯合政府,“選擇中國社會獨立的發展道路,避免資本主義的前途”。中國不走資本主義而走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是歷史的選擇,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他后來還指出,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增強了中國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使中華民族“迎來了走向復興的歷史轉折點”。這些論述豐富和深化了學術界關于抗日戰爭是近代中國“關鍵性篇章”“偉大的轉折”“復興的樞紐”等概念的認識,有利于推動抗戰史研究走向縱深。

      抗日戰爭不僅對中華民族復興具有重要歷史意義,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同樣意義非凡。在抗日戰爭中,中國戰場拖住80%的日軍兵力,使蘇聯避免東西兩線作戰的困境,也減輕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美國的壓力,粉碎了日德法西斯打通歐亞的企圖,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了巨大貢獻。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中國的抗日戰爭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由于二戰后形成了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與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對立的“冷戰”局勢,中國的抗戰史在西方國家“被掩埋”,導致國際社會對中國在抗戰中“所付出的高昂代價還沒有一個全面的認識”,中國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反法西斯陣營中的重要盟軍已“被遺忘”。基于對中國抗戰史的了解和研究,張海鵬先生認為,西方對中國抗戰史的認識“完全不符合歷史實際,是極不公正的,是對歷史不負責任的表現”。他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既有政治方面的問題,也與中國學者沒有掌握抗戰史研究的話語權有關。張先生進而指出,認識和評價第二次世界大戰,需要摒棄歐洲中心主義,不能將第二次世界大戰僅僅看成歐洲戰爭或太平洋戰爭。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策源地有兩個,“東方是日本,西方是德國”。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占領中國東北后,又于1937年7月發動盧溝橋事變,開始全面侵略中國。“日本是亞洲戰爭策源地,無論是從歷史史實和歷史邏輯來說”,都“難有異議”。其次,戰爭爆發點有兩個,“盧溝橋事變是亞洲地區一個軍國主義國家向一個大國發起全面進攻的開始”,“是二戰亞洲起點(另有學者認為九一八事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亞洲起點)”;“德國侵入波蘭,成為二戰另一個起點,即歐洲的起點”。再次,戰爭的結束點也是兩個,1945年5月8日蘇軍進入柏林,德國簽署無條件投降書,宣告歐洲戰場的戰爭結束;同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終戰”,9月2日日本在無條件投降書上簽字,標志著亞洲戰場的戰爭結束。最后,二戰存在著兩個主要戰場,一個是亞洲戰場,一個是歐洲戰場。亞洲戰場主要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第二次世界大戰有兩個戰爭策源地、兩個戰爭爆發點或起點、兩個戰爭結束點、兩個主要戰場等論斷的提出,表明中國人在這些問題上提出了“自己的概念、模式”,有了“自己的話語權”。2015年5月17日,俄羅斯政論家尤里·塔夫羅夫斯基在《獨立報》發表《不應遺忘“二戰的另一半”:中國抗戰》一文,主張以1937年的七七事變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點,強調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主體作用。這表明張先生的觀點已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乃至認可,對于中國抗戰史研究走向國際具有重要意義。

      三、圍繞國共兩黨對抗戰的作用及相關問題提出新認識、新觀點、新論斷

      國共兩黨對抗戰的作用及相關問題是抗戰史研究中一個繞不開的問題,也是 “最復雜、最敏感而又最重要的問題”。比如抗日戰爭的領導權、正面戰場與敵后戰場、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領導作用等問題,都是抗戰史研究中的關鍵問題,也是困擾學術界、制約抗戰史研究發展的問題。張海鵬先生注意到,“關于正面戰場與敵后戰場究竟哪一個是主戰場,討論中有不同意見”;關于抗日戰爭領導權問題,“學術上的探討很熱烈”。他在系統考察國共兩黨在抗戰中具體表現的基礎上,對這些問題提出了若干具有開創性的觀點,并對與此相關的一些大是大非問題及時做出學理上的回應,自覺維護抗戰史研究的正確方向。

      第一,抗日戰爭的勝利是國民黨、共產黨和全國人民共同奮斗得來的,國共兩黨對抗戰的作用均應得到充分肯定,但中共發揮的作用更大。張海鵬先生認為,“在抗戰的整體大局中,國民黨、共產黨都起著領導作用,不承認其中任何一個中心發揮的作用,都不是歷史主義的態度”。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一場全民族戰爭,是在中共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各階級、各民族人民團結起來共同反擊日寇的解放戰爭。在八年全面抗戰期間,國民黨盡管沒有放棄“反共”,但也沒有放棄抗戰;盡管采取消極、片面的抗戰路線,甚至對日妥協,但畢竟沒有降日,這與汪精衛叛國投敵有著本質區別。因此,“蔣介石、國民黨在抗戰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應當得到客觀的、全面的理解”。他同時強調,國共兩黨在抗戰中發揮的作用并不對等,“共產黨是主動積極的,國民黨是被動接受的”,“共產黨推動國民黨抗日,監督國民黨抗日,批評國民黨在抗日大局上的動搖”。如果沒有這種監督和批評,“抗戰前途不堪設想”,“抗戰往前進行是極為困難的”。他還指出,國民黨參加抗戰是在中共的推動下完成的。同樣是在中共的推動下,國共實現第二次合作,將國民黨“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提到了從未有過的高度”。這種認識在堅持國共兩黨都對抗戰做出重要貢獻的觀點的同時,糾正了國共在抗戰中發揮作用貌似對等的模糊認識,充滿著辯證法色彩,也更為接近歷史實際。

      研究國共兩黨對抗戰的作用,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對國民黨領袖蔣介石的評價問題,這也是學術界長期以來眾說紛紜的一個問題。貶低者有之,抬高者亦有之;全面肯定者有之,全面否定者亦有之。究竟哪一種觀點更為接近歷史真相,更能令人信服,一直沒有明確答案。張先生認為,評價歷史人物應該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凡順應歷史潮流、推動歷史前進,符合歷史發展趨勢,站在反帝反封建一邊、站在人民大眾一邊、站在歷史正義一邊的歷史人物,應予以肯定。反之,則要否定。根據這一原則,他指出蔣介石在局部抗戰期間積極“反共”,消極抗日,提出“攘外必先安內”,是錯誤的,應該否定;在全面抗戰期間,他實行抗戰第一,“反共”第二,雖然將抗戰堅持到底,但不支持中共抗日,不支持發動人民群眾抗日,存在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行為,發動了幾次“反共”高潮,可以說是功略大于過。這種具體時期具體分析的方法,有助于客觀把握蔣介石的功過是非。他不認同某些學者提出的蔣介石有大功亦有大過的觀點,認為這種論斷“似乎很公正”,“貌似客觀公允”,但實際上“缺乏辯證法思維,缺乏對蔣介石一生綜合地分析”,因此是不夠客觀和公允的。這些看法糾正了長期以來學術界在蔣介石評價問題上的模糊認識和籠統評價傾向,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抗戰史研究中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泛濫的現象。

      第二,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的存在是決定抗日戰爭面貌和結局的關鍵,但兩個戰場在抗戰中的表現和作用不同。張海鵬先生指出:“抗日戰爭的特異之處是蔣介石政權控制的正面戰場與共產黨領導的敵后解放區戰場并存。這種狀況的兩個戰場并存,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戰場所獨有的。”國民黨掌握著國家軍隊,有國家提供的后勤支持,與敵人正面相抗衡;中共在敵后建立抗日根據地,發動廣大人民,依靠廣大人民,開展大規模的游擊戰爭。兩個戰場“互存互補,互相支持,缺一不可。缺了一個,抗日戰爭的勝利都是難以想象的”。兩個戰場互相配合,共同支撐了中國的抗戰,在戰略意義上“同等重要”。他同時指出,兩個戰場“在戰爭中的表現并不完全一樣”。敵后戰場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始終堅持游擊戰爭,到抗戰后期獲得很大發展;正面戰場在抗戰初期比較積極,在抗戰相持階段則比較消極。兩個戰場的不同表現直接影響到全國政局的演變,“客觀地表現了國民黨和共產黨在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反映了他們各自的軍事力量和政治影響”。這種認識相對于此前中國抗戰存在“兩個過程”、有“兩種演變”、兩個戰場的地位和作用都不能看輕的觀點,無疑是一種進步和深化,有利于準確把握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的地位及其對抗戰的具體作用。

      第三,抗日戰爭始終存在著國民黨、共產黨兩個領導中心。兩個中心的地位不同,存在著力量發生消長變化的動態過程。對于抗戰時期存在兩個領導中心的問題,學術界一直有不同的意見,有的觀點甚至截然對立。張海鵬先生認為,“在抗日戰爭中,始終存在著國民黨、共產黨兩個領導中心”,“不承認其中任何一個領導中心,都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國民黨發揮領導作用,是因為它掌握著民族戰爭必需的、國際國內承認的統一政權;共產黨發揮領導作用,是因為它倡導、推動并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使民族戰爭必需的國內團結堅持了下來,這對于爭取抗戰勝利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兩個領導中心的作用“都是全局性的,不是局部的、暫時的”,共同“構成了兩大戰場的政治保障”,“少了其中一個,抗日戰爭的勝利都是不可能的”。張先生還認為,兩個領導中心在抗戰中“所處的地位不同,能夠起作用的方面不一樣,不是一個從屬一個”。由于國共實行不同的抗戰路線,導致“國民黨這個領導中心的作用由大變小,共產黨這個領導中心的作用由小變大”,這也成為抗戰勝利后不久,“國民黨就垮得那么快,中華人民共和國能夠迅速成立,近代中國歷史開辟了新紀元的原因”。這些論斷發展了學術界關于國共兩黨在抗戰中“都起了領導作用”、國共雙方力量在此過程中發生了消長變化的觀點,同時也駁斥了社會上存在的“美化國民黨抗戰,否認共產黨抗戰”的錯誤認識,引領了抗戰史研究的正確方向。

      張海鵬先生對國共兩個領導中心力量發生消長變化的論斷并未停留于表面,他以皖南事變的善后為個案,剖析了這種變化的具體體現。皖南事變是抗戰時期對國共關系產生巨大影響的事變,如何善后不僅影響抗戰能否順利進行,而且關乎國共兩個領導中心能否贏得民心與民意,進而發展壯大。張先生指出,對于皖南事變的善后,國共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國民黨是軍事上嚴,政治上寬;共產黨軍事上取守勢,政治上取攻勢。不同的策略產生了不同的政治影響:“共產黨在軍事上受挫,但在政治上提高了威信,得分不少;國民黨軍事上占了便宜,政治上喪失人心,失分甚多。”他進一步指出,事變前,中共軍隊雖然獨立指揮、自行發展,但仍隸屬于國民政府,名義上仍須隨時呈報并請領軍費,形式上仍使用統一的法幣、遵守統一的政令法令;事變后,國民政府斷絕對中共軍隊的一切供給與補充,切斷了與中共軍隊的聯系,中共政權和軍隊也斷絕與國民政府之間的上下級關系,自設銀行,自發貨幣,自定法規法令,蔣介石已不能再命令中共。這些見解使人們對于兩個領導中心力量發生變化的過程有了更為清晰的認識,讀來讓人耳目一新,體現出張先生“在大背景之下探討微觀問題”的深厚功力,是抗戰史和皖南事變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四、著力探討臺灣問題與抗戰的關系,促進大陸學界臺灣史學科建設

      20世紀90年代初的臺灣之行,對張海鵬先生產生重要影響,為他后來從事臺灣史研究播下了種子。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不言自明的事實。然而,由于臺灣被割讓后臺灣人民產生的“棄兒”悲怨心理,加之20世紀90年代后臺灣政治生態的急劇變化,“臺獨”言論不時在島內出現,臺灣學術界也出現脫離中國歷史實際、強調“臺灣主體性”的臺灣史研究傾向。作為具有強烈使命意識的歷史學家,張先生深感大陸學界加強臺灣史研究的迫切性。

      2002年4月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臺灣史研究室成立,9月2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創建,均由張海鵬先生擔任主任一職,這使他成為臺灣史研究的重要組織者和推動者。臺灣史學科具有獨特的內涵,既包括臺灣歷史研究,也涉及臺灣現狀研究。張先生認為,臺灣歷史研究是基礎,“沒有臺灣歷史研究作為支撐的臺灣現狀研究,未必能走得很遠”。由于臺灣問題與抗日戰爭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又將日據時期,特別是抗戰時期的臺灣歷史作為重點關注領域。他指出:“甲午中日戰爭、抗日戰爭對后世的影響是無比深刻的,很值得學者展開深入研究。”他在這方面做出了顯著的貢獻。

      第一,搭建臺灣抗戰史研究的框架。2012年張海鵬、陶文釗主編的《臺灣史稿》,把臺灣日據時期50年的歷史,分為“臺灣的割讓及人民的反割讓斗爭”“臺灣總督府統治體制與臺灣政治”“日據時期臺灣的經濟社會狀況”“日據時期臺灣的教育與文化”等專章進行了較為充分的研究。此外,該書從唯物史觀出發,通過大量史料證明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體現了臺灣是中國歷史一部分的臺灣史觀,即從“一個中國”的歷史觀來觀察臺灣的歷史,從而駁斥了意在分裂中國的“臺獨”史觀,確定了研究臺灣史的指導思想和學術體系,“樹立了大陸學界關于臺灣近現代史的話語權”。

      第二,加強對臺灣人民抗戰問題的研究。2015年張海鵬先生作為首席專家獲得了中宣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的重大委托課題“臺灣人民抗日斗爭史”,主要研究1895年5月到1945年10月間臺灣人民進行的武裝和非武裝抗日活動。該課題的立項與研究意義重大,不僅“對日據臺灣史研究大有助益”,而且“將有力回應”臺灣當局的錯誤“臺獨”言論。

      張先生指出,《馬關條約》簽訂后,臺灣被迫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但是,臺灣人民始終沒有放棄反抗日本侵略和殖民統治的斗爭。在長期武裝抗日斗爭中,“共有六十五萬臺灣同胞獻出了寶貴的生命”。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后,臺灣人民“在極端困難條件下,仍然配合國內抗日戰爭,進行著艱苦的反對日本占領的斗爭”。例如,臺灣同胞堅決抵制日本殖民統治者發起的“皇民化”運動;“部分臺灣同胞積極參與抗日武裝斗爭”,有的甚至“輾轉返回大陸,與原在大陸的臺胞一道,投身于祖國的抗日大業中”。在日本殖民統治臺灣50年間,大陸有識之士亦從未放棄過爭取臺灣回到祖國懷抱的努力,甲午戰后如此,抗戰期間亦如此。他特別指出,抗日戰爭對臺灣回歸祖國具有重要意義。1943年的《開羅宣言》和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都明確規定,日本占領的包括臺灣在內的中國領土,戰后必須歸還中國。正是根據這兩個國際條約,1945年10月25日中國軍隊進入臺灣,中國政府代表從日本人手里正式接收臺灣。“如果沒有抗日戰爭創造了近代中國第一次對外戰爭的勝利結局,臺灣的回歸祖國是很難設想的”。

      為解決臺海分裂對峙的局面,中共中央提出了關于祖國統一后實行“一國兩制”的設想,這是著眼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出的重大戰略。然而,這一對兩岸關系發展極具戰略意義的設想并未得到臺灣政界的積極回應,一些人以中國實行“一國兩制”無歷史經驗可循為由拒絕了這一方案。基于對中國歷史的了解,張先生認為“一國兩制”無歷史經驗可循的說法是缺乏歷史知識的表現,“一國兩制”在進入民國以后就已經客觀存在。具體到抗戰時期,七七事變后“國民黨及國民政府不能不承認中共中央、陜甘寧根據地及其武裝力量的存在這一現實”,“隨著抗日戰爭的展開,在敵后各地,陸續產生了一些抗日民主政權”,陜甘寧邊區、晉察冀邊區、晉綏邊區、晉冀魯豫邊區等“都是抗日戰爭時期中華民國治下的地方政府,事實上得到了國民政府的承認”,與國民政府并存。他認為這是中華民國時期真正的“一國兩制”現象,一國是指大家都是中華民國,即一個中國;兩制是指國民政府由國民黨領導,邊區政府由共產黨領導。邊區有自己的轄區和人民,它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實施一系列抗日政策,與國民政府有諸多不同,在領導體制、指導思想和追求的長遠目標上,與國民政府有根本差異。但是它們有一點是相互認同的,即國民黨體制下的國民政府是中央政府,共產黨體制下的邊區政府是地方政府。張先生從汲取歷史經驗的角度指明,“一國兩制”是“解決海峽兩岸關系的最恰當的安排”,是從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出發而設計的。這些認識建立在準確的史實基礎上,言之有據,讓人無懈可擊。

      張海鵬先生認為,臺灣史學科的創立和成長,人才是重中之重。因此,他在推動臺灣史學術研究的同時,十分重視對臺灣史研究人才的培養。迄今為止,張先生已為臺灣史研究方向培養了5名博士生和5名博士后,他們各有專攻,各有成就,研究選題大都集中于甲午戰后到1945年10月臺灣回歸祖國之間的歷史,為研究這一階段包括抗戰時期在內的臺灣史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基礎。

      五、注重以史為鑒,關注與中日關系走向密切相關的中國抗戰問題

      張海鵬先生認為:“歷史學如果脫離了社會現實,不為社會現實服務,它的作用就很小了。”他寫過不少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的文章,這些文章“并不是為了研究現實問題,而是為了為研究現實問題的人提供歷史資料,通過歷史問題的闡述加深對現實問題的理解”。面對日本對侵略中國的歷史不能進行深刻、徹底的反省,特別是右翼勢力故意歪曲和否認侵華事實,導致中日關系時常出現起伏波折的現實,張海鵬先生努力從抗戰歷史及抗戰史研究中尋求解決中日關系的學術和思想資源。

      第一,日本侵略中國是鐵的事實。張海鵬先生在研究中國抗戰史時,并未僅僅將目光局限于抗日戰爭本身,而是將它放在近百年中日關系發展脈絡中考察。在系統梳理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至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期間日本侵略中國一系列事件的基礎上,他嚴肅指出,在近百年的中日關系史上,“日本對中國刀兵相見的日子,多于和平安靜的日子”,“近代日本和中國之間存在著侵略與被侵略的關系”。他針對日本喧囂一時的修改教科書丑劇,與步平共同主編《日本教科書問題評析》一書,以翔實的史料記述日本侵華的歷史事實及其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充分揭露了日本教科書歪曲侵華事實的本質。

      第二,日本侵華給中國人民造成深重災難。張海鵬先生指出,從九一八事變開始,日本為實施滅亡中國的圖謀而發動一系列侵華事件,“給中國帶來了有史以來最深重的災難”。日本的勢力擴張到大半個中國,在中國境內制造了偽滿洲國、南京汪偽國民政府和北平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等傀儡政權,實行殘酷的殖民統治。侵華戰爭“造成了中國人民2000萬以上的傷亡,1000億美元以上的財產損失,幾千萬和平居民奔走流徙、輾轉溝壑。南京大屠殺,造成30萬和平居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的慘死;分布在各地的數以百計的萬人坑,至今白骨嶙嶙。‘三光’政策,燒殺奸淫,在中國人心頭上留下了永遠難以撫平的痛苦。731細菌部隊、遍布東北許多地方的所謂‘死亡工程’、‘人肉工程’,使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死于非命。遺落在中國境內的為數巨大的毒氣彈,至今仍成為中日間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這些論述以具體數據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累累罪惡和侵略給中華民族帶來的深重災難,讀來讓人觸目驚心,使人們對日本侵華帶給中國人民的深重災難有了更明確的認識。

      第三,日本應該反省侵略中國的歷史。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際,針對因中日關系逐漸惡化而有人主張“擱置”中日歷史問題的觀點,張海鵬先生指出,中日關系出現危機的主要因素“是橫亙在中日關系之間的歷史認識問題”,不能把日本參拜靖國神社、修改教科書問題,處理化學武器問題,“慰安婦”和勞工問題,臺灣問題,釣魚島問題,修改和平憲法和海外派兵問題,簡單地看成歷史問題或現實問題,而應認識到,這些都是日本否認侵略戰爭歷史的具體表現。因此,“撇開歷史”或“擱置歷史”并非解決中日關系的良策,“現實之中總可以看到歷史的影子, 忘卻歷史不是現實的要求”,必須“抓住正視歷史和正確認識歷史這一條不放”,才能真正推動中日關系向前發展。他在總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教訓時再一次指出:“回顧二戰中日本作為戰爭策源地從興起到滅亡的歷史,是中日兩國人民、亞洲各國人民認識這段歷史的癥結點”,中日關系的解決應從歷史認識著手,日本應該像德國那樣建立“對侵略歷史的正確認識”。針對某些日本人的所謂“受害國”心態,他尖銳地批評道,日本人記住了原子彈給他們帶來的危害,“卻忘記了日本加給它的鄰國那么多、那么大、那么長久的損害”。他進而指出,日本否認侵略中國的歷史,不僅傷害了中國人民、東亞及東南亞各國人民的感情,也傷害了有正義感的日本人民的感情,不是對待歷史的正確態度。當然,日本也有一些有良知的歷史學家,如家永三郎即本著忠實于歷史事實的原則,與日本修改教科書的行為進行了堅決斗爭,要求在教科書中正確反映日本侵略中國和亞洲國家的歷史。張先生認為這是對待中日關系中歷史問題的正確態度。他還呼吁日本歷史學者,把“真實的日中關系歷史真相教給日本青年,也教給中國青年”,以培養出能正確處理歷史問題,也能正確處理現實問題的下一代國民,將中日關系推向新時代。

      第四,中日兩國都應從兩國關系史中汲取經驗教訓。張海鵬先生認為,研究、認識歷史,是為了吸取教訓。研究近百年的中日關系史,研究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不是抓住歷史不放,而是要總結經驗教訓,更好地面向未來。他認為中日兩國都應該從兩國關系史中汲取經驗教訓。于中國而言,應該始終銘記“落后就要挨打”,只有當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有平等的中日關系,要求國人緊抓經濟建設不放,增強綜合國力;中國即使強大了也不要稱霸,不去欺負比自己弱小的國家。于日本而言,要深刻反省近代以來的發展道路和戰爭經歷,認真思考侵略戰爭的歷史和責任,徹底清除自明治時代起就深入滲透到社會各層面的神國觀念、皇國史觀,要認識到軍國主義不僅未使日本實現強國目標,反而給中國人民、亞洲人民和本國人民帶來空前災難,是中國人民、亞洲人民和日本人民共同的敵人。這些認識體現出一個歷史學家從戰略視野和長遠眼光看待歷史問題的智慧。

      第五,評析抗日戰爭遺留的釣魚島及琉球問題。釣魚島問題是橫亙在中日之間無法回避的問題。釣魚島是中國人最先發現的,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后來劃歸中國臺灣省管轄。日本在甲午戰爭即將取得勝利之時,由內閣做出決議,強行將釣魚島列嶼劃歸日本沖繩縣管轄,完全是違反國際法的。2012年9月,日本以釣魚島與《馬關條約》沒有關系為由,悍然宣布對釣魚島實施“國有化”,直接引發中日關系的緊張,引起中國強烈抗議。張先生通過征引大量史料證明釣魚島在歷史上就是中國臺灣附屬島嶼,“日本采取‘暗劫’手段,將中國釣魚島編入日本領土,又利用《馬關條約》收獲‘竊占’中國釣魚島的‘紅利’,但仍然心有余悸,于是采取秘而不宣的手法,以制造‘釣魚島是日本領土’的既成事實”。由于釣魚島與琉球的關系,如果不把琉球問題擺進去,很難將釣魚島問題講清楚、講徹底,由此張先生開始關注琉球問題。他通過研究指出:“日本染指琉球,從開始到結束,都是用戰爭行為來完成的。”實際上,琉球自古是一個獨立的王國,明朝初年就與中國建立了藩屬關系。1879年,日本強行挾制琉球國王到日本,吞并琉球王國,改為日本所屬沖繩縣。日本的行動從未得到清政府的承認,琉球問題是一個“尚待談判解決的懸案”。1943年《開羅宣言》宣布日本竊據中國的領土,“例如東北四省、臺灣、澎湖列島等”應歸還中國。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接受《波茨坦公告》和《開羅宣言》,放棄侵占的中國臺灣和澎湖列島。釣魚島屬于臺灣附屬島嶼,理應與臺灣一起歸還中國。張先生還指出,1941年國民政府對日宣戰,宣布清政府簽訂的包括《馬關條約》在內的一切對日條約作廢;開羅會議期間,美國總統與蔣介石商議琉球歸屬問題,雖未形成定論,但說明中美兩國并不認可琉球是日本領土;波茨坦會議期間,斯大林也提出琉球應歸中國管轄。這些都是琉球問題可以“再議”的法理依據。他由此明確指出:“歷史上懸而未決的琉球問題也到了可以再議的時候。”這些分析有理有據,冷靜客觀,體現出一個歷史學家縝密嚴謹的邏輯思維和深邃的學術眼光。

      “琉球再議”的提出成為當時轟動一時的大事件,引起國內外新聞媒體和相關政府部門的廣泛關注。中央電視臺綜合頻道、國際頻道、鳳凰衛視“時事開講”欄目、香港《文匯報》、新加坡《聯合早報》、北京《環球時報》等先后報道了這篇文章。香港《文匯報》指出,如今闡明琉球的主權歸屬問題,可以證明不論按照歷史淵源,還是根據二戰后國際秩序的國際公約,中國都可理直氣壯地爭取琉球和釣魚島的主權,有足夠的法理和事實依據贏得國際社會的認同。新加坡《聯合早報》認為,通過討論日本在歷史上的不義之舉,中國可以在道義和法理上對日本施壓,逐步擊破日本爭奪釣魚島主權的法理基礎。日本官方對此做出了強烈反應。文章發表當天,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即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5月9日,安倍首相叫囂要“向世界說明日本的立場”,“否定中國的不正當主張”。美國國務院代理副發言人也對此表態:由于在沖繩有駐軍,美國承認日本對沖繩的主權,但在釣魚島最終主權歸屬問題上不表示立場。一個歷史學家的學術文章,竟然引起眾多媒體和中、日、美三個大國“幾乎同時關注”,是非常罕見的。張先生研究歷史問題是“在回應現實的挑戰”的治學追求于此可見一斑。

      結 語

      對于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的發展,劉大年先生具有奠基之功。將劉大年先生的構想落到實處,負責具體工作的是張海鵬先生。創辦刊物、成立學會、組織凝聚研究力量等諸多方面,均由張先生躬體力行。可以說,中國抗戰史研究從無到有,再到逐漸步入軌道,兩位先生都居功甚偉,具有前驅先路的開拓之功,二人發揮的作用各有側重。張先生的貢獻主要體現在搭建“一會一刊”學術研究和交流平臺、倡導和實踐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相結合的方法、踐行鑒古知今和以史經世理念等諸多方面。張先生的這些努力擘畫了抗戰史研究的框架和全局,豐富和完善了抗戰史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同時還應看到,抗戰史研究與現實政治的關系比較密切,需要處理好二者關系。張先生認為:“歷史為現實服務,不是說為現實政治簡單的服務,所謂服務,是從借鑒歷史經驗的意義上說的。”

      在具體研究過程中,張先生一方面關注現實,從準確把握現實中生發出對歷史的思考及對抗戰史這一分支學科的倡導和推動;一方面堅持歷史唯物主義,不以歷史比附現實,注意把握歷史與政治的分際,把握現實政治與史學的平衡,從而使認識和結論建立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此外還應看到,張先生不是純粹的書齋學者,而是戰略型學者,是具有戰略眼光和思想的歷史學家。他曾指出,“社會需要能夠進行宏觀研究的戰略思想家”,學者應該關注宏觀問題,關注戰略問題,他在抗戰史問題上的很多認識和觀點都體現出長遠的戰略眼光和宏觀格局。這種“研究歷史,關注現實”,注重思考宏觀理論問題的治學方法與研究路徑彌足珍貴,值得后來者學習、傳承和弘揚。

      (注釋略)

    作者簡介

    姓名:王鳳青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畢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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